艾晓明请我给她的新作写序——像这样的事求到我这无名之辈头上，我想她是找对了人。

我比艾君稍大一些，“文化革命”

开始的时候是个中学生。

我的出身当时也不大好，所以我对她说到的事也有点体验。

我记得“文化革命”

刚开始时，到处都在唱那支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与此同时，我的一些同学穿上了绿军装，腰里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

假如回答不是红五类之一，他就从牙缝里冒出一句：“狗崽子！”

他们还干了很多更加恶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欢揭别人的疮疤，而且那些事也离题了。

我说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我的这些同学后来和我一起去插队，共过患难以后，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终以为他们那时的行为很坏。

“文化革命”

是件忽然发生的事，谁也没有预料到，谁也不可能事先考虑遇到这样的事我该怎么做人。

我的这些同学也是忽然之间变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论，这是应该祝贺的，但这却不能成为欺压别人的理由。

把狗崽子三个字从朝夕相处的同学嘴里逼出来，你又于心何忍。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假如当年我是红五类的话，就不会去干欺压别人的事。

事实上一筐烂桃里挑不出几个好的来，我也不比别人好。

当年我们十四五岁，这就是说，从出世到十四岁，我们没学到什么好。

我在北方一个村里插队时（当时我是二十二岁），看到村里有几个阴郁的年轻人，穿着比较干净，工作也比较勤奋，就想和他们结交。

但是村里人劝我别这么做，因他们是地主。

农村的情况和城里不一样，出身是什么，成分也是什么。

故而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子子孙孙不能改变。

因为这个原因，地主的儿子总是找不到老婆。

我们村里的男地主（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拥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给了贫下中农以求子女能改变成分。

我在村里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种得比较好，房子盖得也比较好。

这是因为他们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济。

据说在“文化革命”

前，地主家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比贫下中农出色，因为他们除了升学离开农村外，别无出路。

这一点说来不足为奇，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在商业方面也总是比较出色。

但是在“文化革命”

里，升学又不凭学习成绩，所以黑五类就变得绝无希望。

我所见到的地主就是这样的。

假如我宣扬我的所见所闻，就有可能遇到遇罗克先生的遭遇——被枪毙掉，所以我没有宣扬它。

现在中国农村已经没有地主富农这些成分了，一律改称社员。

这样当然是好多了。

到了我考大学那一年（当时我已经二十六岁），有一天从教育部门口经过，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请愿。

当时虽然上大学不大看出身了，但还是有些出身坏到家的人，虽然本人成绩很好，也上不了大学。

后来这些人经过斗争，终于进了大学。

其中有一位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

这位同学的出身其实并不坏，父母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

他母亲在“文革”

里不堪凌辱，自杀了。

从党的立场来看，我的同学应当得到同情和优待，但是没有。

人家说，他母亲为什么死还没有查清。

等到查清了（这已是大学快毕业的事了），他得到一笔抚恤金，也就是几百块钱吧，据我所知，我的同学并不为此感激涕零。

以上所述，就是我对出身、血统这件事的零碎回忆。

也许有于说明“血统”

是怎样的一回事。

总起来说，我以为人生在世应当努力，应该善良，而血统这种说法对于培养这些优良品质毫无帮助。

除此之外，血统这件事还特别的荒唐。

但是，现实，尤其是历史与我怎样想毫无关系。

因此就有了这样的事：在“文化革命”

里，艾君这样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孩子，她的命运和她的外祖父——一位国民革命的元勋（但是这一点在当时颇有争议），她的父亲——一位前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军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本书就在讲这些事——艾君当时是怎样一个人，她的外祖父，她的父母又是怎样的人。

拿破仑曾说：世间各种书中，我独爱以血写成者。

假如你是拿破仑这样的读者，就会喜欢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