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基督教早期，有位传教士（死后被封为圣徒）被一帮野蛮的异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着，准备拿他做一道菜。

该圣徒看到自己身体的下半截被烤得嗞嗞冒泡，上半截还纹丝未动，就说：喂！

下面已经烤好了，该翻翻个了。

烤肉比厨师还关心烹调过程，听上去很有点讽刺的味道。

那些野蛮人也没办他的大不敬罪——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宽容。

人都在烤着了，还能拿他怎么办。

如果用棍子去打、拿鞭子去抽，都是和自己的午餐过不去。

烤肉还没断气，一棍子打下去，将来吃起来就是一块淤血疙瘩，很不好吃。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

但那些野蛮人听了多半是不笑的：总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这种幽默——所以，幽默的圣徒就这样被没滋没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谈谈反讽——照我看，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

谁知动笔一写，竟写出件烧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让我们进入正题，且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风气极是假正经，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

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连钢琴腿都用布遮了起来。

还有桩怪事，在餐桌上，鸡胸脯不**胸脯，叫做白肉，鸡大腿不**大腿，叫做黑肉——不分公鸡母鸡都是这么叫。

这么称呼鸡肉，简直是脑子有点毛病。

照我看，人若是连鸡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对，就该去吃块砖头。

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yu，而在于这么搞实在是没劲透了。

英国人就这么没滋没味地活着，结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说，通通是匪夷所思的Se情读物。

直到今天，你在美国逛书店，假如看到书架上钉块牌子，上书维多利亚时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而是真Se情……

坦白地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我读了不少——你爱说我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我不爱看Se情书，但喜欢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事——看了一些就开始觉得没劲。

这些小说和时下书摊上署名“黑松林”

的下流小册子还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

其中有一些书，还能称得上是种文学现象。

有一本还有剑桥文学教授作的序，要是没有品，教授也不会给它写序。

我觉得一部分作者是律师或者商人，还有几位是贵族。

这是从内容推测出来的。

至于书里写到的事，当然是不敢恭维。

看来起初的一些作者还怀有反讽的动机，一面捧腹大笑，一面胡写乱写，搞到后来就开始变得没滋没味，把性都写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

过了一个世纪，英国的风气又是一变。

无论是机场还是车站，附近都有个书店，布置得怪模怪样，霓虹灯乱闪，写着小孩不准入内，有的进门还要收点钱。

就这么一惊一乍的，里面有点啥？

还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以及它们的现代翻写本，这回简直是在犯贫。

终于，福尔斯先生朝这种现象开了火。

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国人并不陌生，《法国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娇》，国内都有译本。

特别是后一本书，假如你读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原本，才能觉出逗来。

有本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写一个光棍汉绑架了一个小姑娘，经过一段时间，那女孩爱上他了——这个故事被些无聊的家伙翻写来翻写去，翻到彻底没了劲。

福尔斯先生的小说也写了这么个故事，只是那姑娘被关在地下室里，先是感冒了，后来得了肺炎，然后就死了。

当然，福尔斯对女孩没有恶意，他只是在反对犯贫。

总而言之，当一种现象（不管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开始贫了的时候，就该兜头给它一瓢凉水。

要不然它还会贫下去，就如美国人说的，散发出pi眼气味——我是福尔斯先生热烈的拥护者，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当然，你要说福尔斯是反Se情的义士，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有权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无趣处理解。

但我总觉得福尔斯要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恐怕也不会满足于把鸡腿叫做黑肉，他总要闹点事，写地下小说或者还不至于，但可能像王尔德一样，给自己招惹些麻烦。

我觉得福尔斯是个反无趣的义士。

假如我是福尔斯那样的人，现在该写点啥？

我总禁不住想向《红楼梦》开火。

其实我还有更大的题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几年兴文化衫，有人在胸口印了几个字“活着没劲”

，觉得自己有了点幽默感，但所有写应景文章的人都要和这个人玩命，说他颓废——反讽别的就算了吧，这回只谈文学。

曹雪芹本人不贫，但写各种“后梦”

的人可是真够贫的，然后又闹了小一个世纪的红学。

我觉得全中国无聊的男人都以为自己是贾宝玉，以为自己不是贾宝玉的，还算不上是个无聊的男人。

看来我得把《红楼梦》反着写一下——当然，这本书不会印出来的：刚到主编的手里，他就要把我烤了。

罪名是现成的：亵渎文化遗产，民族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