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

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

掉。

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

于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

近代以来，确有一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

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

问题在于撵不走。

于是就有了种种针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一种是成功的。

现在我们希望驴和马能和睦相处，这大概也不可能。

有驴子的地方，马就养不住。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的意见最为正确：对马来说，驴子的确是可怕的怪物。

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处。

当年欧几里德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

欧几里德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

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

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

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德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做学问。

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欧几里德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

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

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

他们还以为，这一点并不坏。

抱着这种态度，我们很能欣赏一台电动机。

这东西有“器物之用”

，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些贡献。

我们还可以像个迂夫子那样细列出它有“抽水之用”

、“通风之用”

，等等。

如何得到“之用”

，还是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发明电动机的那个人——他叫做西门子或者爱迪生。

他的工作对我们可以使用电机有所贡献，换言之，他的工作对器物之用又有点用，可以叫做“器物之用之用”

。

像这样林林总总，可以揪出一大群：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分别具有“之用之用之用”

或更多的之用。

像我这样的驴子之友看来，这样来想问题，岂止是有点笨，简直是脑子里有块榆木疙瘩，嗓子里有一口痰。

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

按老派人士的说法，它该叫做“之用之用之用之用”

，是末节的末节。

一个人假如这样看待人类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耻，简直是可杀。

而区区的物品，却可以叫“之用”

，和人亲近了很多。

总而言之，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处；由此产生的狼心狗肺的说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爱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发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

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

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

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

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

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

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