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

在村庄里，这种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

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

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

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

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

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

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

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

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是朴素的。作为学者，她不是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那一种，也不是学富五车、旁征博引的那一种。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这种明白会被人看成浅薄也罢。从表面上来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内容，比方说，题目有没有人重视啦，一年发了多少论文啦，写了多少学术专著啦，但是这些在她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发现。

《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李银河著，199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