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蜚声海内外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陆女社会学者李银河博士的一部新著：《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李银河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文化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传统文化的本质，来自于村落。

在中国，有一个现象不论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

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中国农村住得很紧密，起码和外国农村相比是这样。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的事别人都知道，别人的事你也知道。

这就是信息共有。

如果按人类学里信息学派的意见，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据我所知，李银河当初想用“村社文化”

这个说法，但是别人说，“村社”

这个词已经有了，不能赋予它新的意义。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很为李银河丧失了“村社”

而可惜。

咬文嚼字地说，“村”

是什么意思不必解释了，“社”

的意思是土地神。

这和她要说明的现象很吻合。

在村里，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无所不知，又无所不传。

所以一个自然村简直就是个人信息的超导体，毫无秘密可言。

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什么事别人都知道，所以简直什么事自己都做不了主。

这种现象是很重要的。

有人说，外国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

这个感觉相当犀利，但只是感觉而已。

罪感当然来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会觉得在他面前是个罪人。

但是假如你不觉得有好多人在盯着你，耻感何来呢？

如没有信息共有，耻感文化也无法解释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个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要花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坚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虐狂，实际上又远不是这样——有好日子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

李银河认为，传统观念、宗族意识等等，在现在农村里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为它们保存在个人的头脑里。

实际上，它们是保留在村落文化这个半封闭的大匣子里。

这也是个有意义的结论。

我们知道，在苏格兰有个半封闭的尼斯湖，湖里还有恐龙哪。

在中国村落里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

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学没有合法的权威性。

真正有权威的是村落。

办事都要按一定规矩办，想问题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乐意不乐意。

这既不是因为古板，也不是因为有族规，而是因为有一大群人盯着你。

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更加合乎实情。

她描述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你怎么挣钱，别人不管；但你怎么过日子，大伙就要说话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子当然难有崭新的过法。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所依据的是在山西、浙江两地的调查。

她的见解十分敏锐，遗憾的是实证功夫稍有欠缺。

假设她的调查不是在这两地的两三个村子，各百十户人家里，而是在散布在全国的上百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里完成，就更有说服力。

当然，这样的要求近似扳杠。

因为她用的是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第一手资料，面对面交谈，通过翻译都会遭人诟病。

人类学的前辈大师米德女士在萨摩亚实地调查多年，只因为听人转述，就遭人耍了。

考虑到这种情况，谈了百十户，谈得扎实，也就不错了。

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献里找出个说法，然后在调查里验证一番，而是自己来找说法，到调查里验证，这是非常好的。

其实她阐述的现象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

北京城里没有村落，但有过胡同、大杂院，有一些人员很少流动的单位。

在这些地方，隐私也不多，办个什么私事，也难说全是个人决策。

因为这类现象并不陌生，你看了这本书，不会怀疑村落文化的真实性。

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

实际上，要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

这真是至理名言。

据我所知，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