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

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

当然是前者。

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

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

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

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

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三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

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

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

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

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

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

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

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

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

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

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

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

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

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没这么说。

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

坦白地说，我就是困惑者之一。

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

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

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四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处。

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岛西面倒掉。

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水从地中海里汲来。

西面也是地中海，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

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

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

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

有人会说，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会打人。

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

假如不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

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

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

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

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

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

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

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

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

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只说明一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