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

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

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

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

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

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

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这是同一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

以此为基础，一切都很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

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

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

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前一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

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

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

当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

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

七十年代，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

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

但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

学大寨的结果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

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

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

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

，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

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缘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

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

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

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有疑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

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

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

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

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二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

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

这种信念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

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为了谋生，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这些物质有时是水，有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

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担。

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

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案都愚不可及。

在前一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

后一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

假如是往山上推的活，比挑着还要命。

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

你或者会以为，西方文明有这么一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

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