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余众”郭泰即“郭大贤”

所谓“白波贼”，是在河北并州起兵的一支武装力量。

《三国志*魏志*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说，“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di)根、苦蜡、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据同传注引《典略》又有“李大目”，张?(fan)《汉纪》另有“郭大贤”、“左髭（zi）丈八”。

《后汉书*朱隽传》说：“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张）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根据上面所引史料，当黄巾起义之际，河北地区众多起兵反抗东汉政府的武装力量中，“白波”

即是其中之一。

所谓“山贼”

、“山谷寇贼”

,说明他们起兵和屯驻之地都在河北地区起伏的群山之中，这是“白波”

等武装力量的特点；另一特点则是，众多的武装力量终于归附东汉政府，被任为黑山校尉的杨凤和平难中郎将的张燕，先后成为河北地区诸山谷的统治者。

对东汉政府来说，尽管这些武装力量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与当时的农民起义还是应该有所区别，这就涉及“白波贼”

的组成和性质问题。

山贼”，是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

从《后汉书》、《三国志》所反映的情况看来，当时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出现过所谓“山贼”

。

“山贼”

这个词的内涵是这样的：在东汉政府的统治下，人民不能忍受苛重的赋税劳役，或由于触犯刑章而逃避惩处，纷纷亡命进山，投靠当地豪族，成为他们的部曲、田客，也就是政府所不能控制的私家领民。

其中一部分则是本居深山的“山民”

。

为了反抗政府的征发，同时为了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这类豪族往往据山守险，以至公开起兵抵御政府。

反之，政府也往往出兵讨伐。

在东汉末年这个战乱时代，政府与这类豪族之间的战争，完全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目的是彼此都需要劳动力和兵源。

当时，河北众多的起兵部队，一般来说，其统帅都是当地山中的豪族。

所谓“白波贼”

，当然也不例外。

前引《朱隽传》提到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中山、常山、赵郡属冀州，上党属并州，仅河内属于司隶，说明众多的所谓“山贼”

，基本聚集在冀、并两州境内。

曹王在《典论*自叙》所述东汉末年的战乱情况，其中一句为“山寇暴于并、冀”

，所谓“山寇”

，当然是指“白波”

等“山贼”

，同样说明这类豪族的起兵主要在河北的并州和冀州。

《后汉书*邓训传》注引《汉官仪》说：’‘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

其原因则如同书《铫(diao)期传》所说：“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

由于河北的冀、并等州与匈奴等地区邻接，为抵抗少数民族贵族的入侵，人们经常处干紧张的战斗中，从而“人习兵战”

，被誉为“精勇”

。

这是东汉初年的情况。

据《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注引张?

(fan)《汉纪》，郑泰与董卓的对话以为，当时“天下之权勇”

为“百姓素所畏服”

的，并州的武装力量仍是其中之一，说明东汉末年同样如此。

“白波”

起兵之地在西河白波谷，西河郡属于并州，因此，“白波贼”

应该是一支富于战斗力的队伍。

在并州起兵，属于所谓“山贼”

的“白波”

，是由当地豪族人士所统帅的一支劲旅，归附东汉政府后，仍屯驻并州，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五年）黄巾余贼郭太（泰）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

(《后汉书*献帝纪》注引薛莹＜后汉记）作“郭泰”

，惠栋《后汉书补注》卷画说：“愧太’本作‘泰’,’范氏（范晔）以家讳改也。”

）又《董卓传》说：“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泰）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石”

说明“白波贼”

在归附东汉政府后，不久再度起兵，声势十分浩大。

当兵锋及于司隶的河东郡时，董卓派遣大将牛辅率军镇压，为“白波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