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黄金时代》，有人说它格调不高，引起了我对格调问题的兴趣。各种作品、各种人，尤其是各种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问题。众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但总免不了要干些格调低的事。这就使得格调问题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

当年有人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嫂子掉到水里，要不要伸手去拉。

这涉及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假如“礼”

是那么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吗？

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礼，不去救嫂子则“是豺狼也”

，所以只好从权，宁愿非礼而不做豺狼。

必须指出，在非礼和豺狼之中做一选择是痛苦的，但这要怪嫂子干吗要掉进水里。

这个答案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坏，因为他没有说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或者拉过了以后再把手臂剁下来。

他也没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是别的女人，是不是该去救。

但是你不能对孟子说，在生活里，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着为了些虚礼牺牲它——说了孟夫子准要和你翻脸。

另一个例子是舜曾经不通知父亲就结了婚。

孟子认为，他们父子关系很坏，假如请示的话，可能一辈子结不了婚；他还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结论是舜只好从权了。

这个结论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假如舜的父亲稍稍宽容，许可舜和一个极为恶毒的女人结婚，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样的。

假如让舜这样一位圣贤娶上一个恶毒的妇人，从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为不够恰当。

倘若你说，在生活里，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脸。

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理论里只要有了“从权”

这种说法，总是有点欠严谨。

好在孟子又有些补充说明，听上去更有道理。

有关礼与色孰重的问题，孟子说，礼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

虽然一车草能比一小块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计，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搞精确是不可能的，因为草和草还不一样。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换算关系，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南，虽然怎么使用还是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里有些东西重，有些东西轻。

正如我们现在说，有些事格调高，有些事格调低。

假如我们重视格调高的东西，轻视格调低的东西，自己的格调就能提升。

作为一个前理科学生，我有些混账想法，可能会让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看了身上长鸡皮疙瘩。

对于“礼”

和“色”

，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它们是不同质的东西，没有可比性；其二，礼重色轻，但是它们没有共同的度量；最后是有这种度量，礼比色重若干，或者一单位的礼相当于若干单位的色；以上的分类恰恰就是科学上说的定类（nominal）、定序（ordinal）、定距（interval）和定比（ratio）这四种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区别不太重要）。

这四种尺度越靠后的越精密。

格调既然有高低之分，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

然而，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还不能令人满意——按定序的尺度，礼比色重，顺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该打一辈子光棍。

如果再想引入事急从权的说法，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么时候从权，什么时候不可从权的问题——如果没个尺度，想从权就从权，礼重色轻就成了一句空话。

于是，孟子的格调之说应视为定比的尺度，以格调来度量，一份礼大致等于一百份色。

假如有一份礼，九十九份色，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该从权了。

前一种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

在生活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

对于作品来说，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

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还得过奖的，是个爱情故事。

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说“我爱你”

，而是大喊“Ilovemymotherland”

！

场景是在庐山上，喊起来地动山摇，格调就很高雅，但是离题太远。

国外的电影拍到这类情节，必然是男女主角拥抱热吻一番，这样格调虽低，但比较切题。

就爱情电影而言，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格调高雅，但是晦涩难解。

另一种较为直接，但是格调低下。

按照前一种方式，逻辑是这样的：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

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

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

但是经过权衡，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首先表达之，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

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爱祖国、爱人民等等，正是说到爱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

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Iloveyou”

，按照这种节奏，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

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几十集的连续剧，所以真正的爱情场面很难看到。

外国人在这方面缺少训练，所以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虽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