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我不信大学可以考进去（以前是推荐的），直到看见有人考进去我才信了。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也要去考，但“文化革命”

前我在上初一，此后整整十年没有上学，除了识字，我差不多什么都不会了。

离考期只有六个月，根本就来不及把中学的功课补齐。

对于这件事，我是这么想的：补习功课无非是为了走进高考的考场，把考题做对。

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把教科书从头看到尾。

干脆，拿起本习题书直接做题就是了。

结果是可想而知：几乎每题必错。

然后我再对着正确答案去想：我到底忽略了什么？

中学的功课对一个成人的智力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难猜的东西。

就这样连猜带蒙，想出了很多别人没有教过的东西。

乱忙了几个月，最后居然也做对不少题。

进了考场，我忽然冷汗直冒，心里没底——到底猜得对不对，这回可要见真佛了。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此处，必然会猜到：那一年我考上了，要不就不会写这篇文章。

他们还会说：又在写你们老三届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事迹，真是烦死了。

我的确是考上了，但并不觉得有何值得夸耀之处。

与此相反，我是怀着内心的痛苦在回忆此事。

别人在考场上，看到题目都会做，就会高兴。

我看到题目都会做，心里倒发起虚来。

每做出一道题，我心里就要嘀咕一番：这个做法是我猜的，到底对不对呢？

所有题都做完，我已经愁肠千结，提前半小时交卷，像丧家犬一样溜出考场。

考完之后，别人都在谈论自己能得多少分。

我却不敢谈论：得一百分和零分都在我预料之内。

虽然成绩不坏，但我还是后怕得很，以后再不敢这样学习。

那一年的考生里，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少，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怀疑自己。

有些考友从考场出来时，心情激动地说：题目都做出来了，这回准是一百分！

等发榜一看，几乎是零蛋。

这不说明别的，只说明他对考试科目的理解彻底不对。

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学时遇到的。

现在的年轻人大可以说，我是在卖弄自己出国留过学。

这可不是夸耀，这是又一桩痛苦的经历，虽然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却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我上的那所大学的哲学系以科学哲学著称。

众所周知，科学哲学以物理为基础，所以哲学系的教授自以为在现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养。

忽一日，有位哲学教授自己觉得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而且是在理论物理上的发现，高兴之余，发帖子请人去听他的讲座，有关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请之列。

我也去了，听着倒是蛮振奋的，但又觉得不像是这么回事。

听着听着，眼见得听众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样，掏出个烟斗抽起烟来。

等人家讲完，他把烟斗往凳子腿上—磕，说道：“Wrongstory!”

（错误的故事）就扬长而去。

既然谈的是物理，当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见为准。

只见那位哲学教授脸如猪肝色，恨不能一头钻下地去。

现在的年轻人又可以说，我在卖弄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这一生听过各种“rongstory”，奇怪的是：错得越厉害就越有人信——这都是因为它让人振奋。听得多了，我也算个专家了。有些故事，如“文革”中的种种古怪说法，还可以祸国殃民。我要是编这种故事，也可以发大财，但我就是不编。我只是等故事讲完之后，用烟斗敲敲凳子腿，说一声：这种理解彻底不对。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11月8日《南方周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