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是知识分子

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

插队的时候，军代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那一年我只有十七岁，上过六年小学，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

这四个字受之有愧。

顺便说一句，“小资产”

这三个字也受之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

？

至于说到我作为一个人，理应属于某一个阶级，我倒是不至反对，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

算什么阶级。

假如硬要比靠，我以为应当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

这些已经扯得太远了。

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

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

《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

，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

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距离太遥远。

到了中古，我们找到的知识分子的对应物就该是这样的：在中国，是一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在等着参加科举的时候，能领到些米或者柴火；学官不时来考较一下，实在不通的要打一顿；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

而在欧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晓拉丁文，打一辈子光棍，万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恋，要被火烧死，研究的学问是神学，一个针尖上能立几个天使之类。

虽然生活清苦，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

这边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

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不亦高尚乎？

当然，两边都出了些好人物。

咱们有关汉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鲁诺，不说是平分秋色，起码是各有千秋。

所以在中古时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

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

试举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大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

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

前几天我在电视剧《针眼儿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还没等到。

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

此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

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

不管怎么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

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

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一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

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

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一些抵制Se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处）。

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忏悔吧……这与身份不符。

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

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

，真有天壤之别。

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

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

都不知道，我当时就如吃了一闷棍。

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

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