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是个爱尔兰人，有一次，人家约他写个剧本来弘扬爱尔兰民族精神，他写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有个剧中人对爱尔兰人的生活态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这段话，脸上也有点热辣辣。这方面我也有些话要说，萧伯纳的态度很能壮我的胆。

197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

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姥已经给我讲过很多，她说这是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条驴。

我姥姥还说，驴在当地很有用，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送点什么，或者从地里收获点什么，驴子都是最重要的帮手。

但是我到村里时，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四十户人，而是一百多户人，驴子一条都不见了。

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

这么多年以来，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来，至于驴子，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

没有驴子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当然不是用背来驮，而是用小车来推。

当地那种独轮车载重比小毛驴驮得还要多些，这样人就比驴有了优越性。

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其实那种粪里土的成分很大——一车粪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

这就是说，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80层楼上，而且早上天刚亮到吃早饭之间就要往返十趟。

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

我以为自己长得人高马大，在此之前又插过三年队，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该能干，结果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

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地震颤之中。

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

好在当地人没有因此看不起我，他们还说，像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能把这种工作坚持到三天之上，实在是不容易。

就连他们这些干惯了的人都觉得这种工作太过辛苦，能够歇上一两天，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

时隔二十年，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一遍，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

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功都是一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

事实上，一个人在干推粪这种活和干别的活时相比，食量将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干。

白薯干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卖到两毛钱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顶）是三分钱一斤，一般做饲料的草顶多值两分钱。

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干之后，可以和吃了十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化，容易导致胃溃疡；而驴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在此必须强调指出，此种白薯干是生着切片晾的，假设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种甜甜的东西，就绝不止两毛钱一斤。

有关白薯干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几句，它一进到了食道里就会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发糕还是面条，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淡，都有同等的效果。

因此我曾设想改进一下进食的方式，拿着大顶来吃饭，这样它往上一蹦就正好进到胃里，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没有试验过，我怕被别人看到后难以解释。

白薯干原来是猪的口粮，这种可怜的动物后来就改吃人屙的屎。

据我在厕所兼猪圈里的观察，它们一遇到吃薯干屙出的屎，就表现出愤怒之状，这曾使我在出恭时良心大感痛苦——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为止。

由此可见，我姥姥在村里时，四十户人家、一百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然，我在村里时，一百多户人家没有驴，也符合经济规律。

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

只有“一百户人家加一百条驴”

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

于是，驴子就消失了。

有关这件事，可以举出一件恰当的反例：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有过一次圈地运动，英国农民认为这是“羊吃人”

；而在我的老家则是人吃驴，而且是货真价实地吃。

村里人说，有一阵子老是吃驴肉，但我去晚了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

当然，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我当时坚定地站在人这一方，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

最近我读到布罗代尔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发现这种生存竞争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更不限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

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发现，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役畜非常少，对水力和风力的利用也不充分。

这就是说，此种生存竞争不光在人畜之间存在，还存在于人与浩浩荡荡的自然力之间。

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场上反对水和风了，因为这种对手过于低级，胜之不武。

而且我以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概是有点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

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

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

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

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

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

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思。

其实人也会晕。

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

我还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

我认为，那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

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车，人也比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