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年表：

一九五○年出生。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住在矿院，是一名中学生，目睹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和李先生**血肿。

一九六八年，和许由在地下室造炸药玩，出了事故，大倒其霉。先被**，后被捕，挨了很多揍。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到云南插队。认识陈清扬。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在京郊插队。与小转铃交好。与刘先生结识。刘老先生死。后来上调回城，在街道厂当工人。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上大学。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毕业，三十而立。与二妞子结婚。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年，与旧情人线条重逢，很惊讶地发现她己嫁了李先生。出国读学位。丧父。离婚。回国。

一九九○年，四十岁。

一

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小转铃有时来看我，有时怄了气，十几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单身汉。

我住的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终于调进矿院来，在我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我家对面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叫线条。线条在“文化革命”里很疯，很早就跑出来，和男孩子玩。现在提这些事不大应该，但是我想，线条不会见我的怪。因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说，我们俩是老情人。

至于李先生，更不会见怪，因为他不在乎这些事。

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

他从海外回大陆，第一个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

他还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直到现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

我不知他在国外的情况，反正在中国，能说说心事的，也就是一个线条，一个王二。

这实在不算多。

用李先生的话说，别人和他没有缘。

我也把李先生当个朋友。

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这是我的一贯作风。

由这一点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少。

我现在没有几个朋友了。许由找了个出国劳务的活，到中东去修公路。陈清扬见不着。小转铃说，我对线条旧情不断，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简直是个醋葫芦。我爱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还说我和他有缘。该着做朋友。

李先生说，和我有缘，这种缘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个冬日的早上。

那时我是十七岁一个中学生，个子像现在一样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样。

头上戴狗皮帽，身穿蓝制服罩棉袄，脚下穿大头皮鞋，这身打扮在当时很一般。

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净，这在当时也很一般。

我那顶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来就是抢来的，这在当时也很一般。

当年的中学生，只要不是身体单薄性情懦弱，有谁没干过几件坏事，抢几顶帽子实在一般——我就这个样子走到矿院的大操场上去看大字报。

在六七年大字报已没有了轰动效应，但是还有不少东西可看。

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去嫖妓，想赖嫖资；某教授三年困难下矿山，吃招待饭时偷了馒头藏在怀里；某书记当年贪污了党的经费，给自己打了一个银烟盒等，颇为有趣。

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坏蛋。

假如再有“文化革命”

，这种东西我绝不看了。

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遍。

矿院很大，大字报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

有些我只看看标题，有些览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细看。

就是这样，还得起早贪黑。

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场上，而大操场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宫八卦之型。

我在八卦之中走动，起的早了，没碰见人。

转了几个圈后遇上了第一个人，他躺在地上像条死鱼。

这就是李先生。

把时间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刚从香港回内地，过冬的衣服都是临时置办的。

他身穿一件蓝色带风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种东西，又小又旧，也不知是谁给他的。

李先生个子小，那棉猴比他还小。

可见是小孩子穿过的东西。

棉猴下是粗呢裤管，这是他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

粗呢裤下是一双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这是他在北京买的。

李先生胡子拉碴，戴一副瓶子底也似的眼镜。

我见时他就是这副样子倒在地上，半闭着眼睛，不见黑眼珠，浑身打着哆嗦，很像前几天跳楼的贺先生刚着地时的样子。

但是仔细看时颇有不同，贺先生的脑子当时是洒出来的，而李先生的脑子还在脑壳里面，这是最主要的不同之点。

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时，我不在现场，是后来得到消息赶去的。

虽然去得很快，也错过了不少场面。

据说贺先生刚落地时，还在满地打滚，这场面我就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