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国产电影又要进入一个重视宣传教育的时期。

我国电影的从业人员，必须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的街道工厂当工人，经常看电影，从没花钱买过电影票，都是上面发票。

从理论上说，电影票是工会买的。

但工会的钱又从哪里来？

我们每月只交五分钱的会费。

这些钱归根结底是国家出的。

严格地说，当时的电影没有票房价值，国家出钱养电影。

今后可能也是这样。

正如大家常说的，国家也不宽裕，电影工作者不能期望过高。

这些都是正经话。

国家出钱让大家看电影，就是为了宣传和教育。

坦白地说，这些电影我没怎么看。

七四年、七五年我闲着没事，还去看过几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场电影都没看。

那时期我在复习功课考大学，每分钟都很宝贵。

除我以外，别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家具，准备结婚，有人在谈朋友。

总之，大家都忙。

年轻人都让老师傅去看，但我们厂的师傅女的居多，她们说，电影院里太黑，没法打毛衣——虽然摸着黑也可以打毛衣，但师傅们说：还没学会这种本领。

其结果就是，我们厂上午发的电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纸篓里。

我想说的是，电影要收到宣传教育的结果，必须有人看才成，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

除了编导想办法，别人也要帮着想办法。

根据我的切身经历，我有如下建议：假如放映工会包场，电影院里应该有适当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面看电影，一面打毛衣，这样就能把人留在场里。

当然，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不光体现在城市，还体现在广阔的农村，在这方面我又有切身体验。

七十年代初，我在云南插队。

在那个地方，电影绝不缺少观众。

任何电影都有人看，包括《新闻简报》。

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

有观众，没票房，这倒不是因为观众不肯掏钱买票，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钱。

我觉得在农村放电影，更能体现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

打个比方说，在城市的电影院放电影，因为卖票，就像是职业体育；在农村放电影，就像业余体育。

业余体育更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但是干这种事必须敬业，有献身精神——为此，我提醒电影工作者要艰苦奋斗，放电影的人尤其要有这种精神。

我插队时净和放映员打交道，很了解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在队里赶牛车，旱季里，隔上十天半月，总要去接一次放映员，和他们搞得很熟……

有一位心宽体胖的师傅分管我们队，他很健谈，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我不光接他，还要接他的设备。

这些设备里不光有放映机，还有盛在一个铁箱里的汽油发电机。

这样他就不用使脚踏机来发电了。

赶着牛车往回走时，我对他的工作表示羡慕：想想看，他不用下大田，免了风吹日晒，又有机器可用，省掉了自己的腿，岂不是轻省得很。

但是他说，我说得太轻巧，不知道放映员担多大责任。

别的不说，片子演到银幕上，万一大头朝下，就能吓出一头冷汗。

假如银幕上有伟大领袖在内，就只好当众下跪，左右开弓扇自己的嘴巴，请求全体革命群众的原谅。

原谅了还好，要是不原谅，捅了上去，还得住班房——这种事情是有的，而且时常发生。

也不知为什么，放映员越怕，就越要出这种事。

他说放电影还不如下大田。

这是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事件，没有什么普遍意义。

但他还说：宣传工作不好干——这就有普遍意义了。

就拿放电影来说吧，假如你放商业片，放坏了，是你不敬业；假如这片子有政治意义，放坏了，除了不敬业，还要加一条政治问题。

放电影的是这样，拍电影的更是这样。

这问题很明白，我就不多说了。

越不好干的工作，就越是要干，应该有这种精神。

我接的这位师傅就是这样。

他给我们放电影，既没有报酬，更谈不上红包。

我们只管他的饭，就在我们的食堂里吃。

这件事说起来很崇高，实际上没这么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