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同性恋和**者。

再举一例，天教徒中同性恋者少，无神论者中同性恋者多。

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性恋。

我恐怕罗马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

最后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认，有些受调查人没说实话。

必须客观地指出，比之其他社会学家，性社会学家做大规模调查的机会较少，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有点热情过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诉你什么，我自会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我也不会告诉你实话——何况你还不敢把我吊起来打。

诚然，除了吊打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比方说，盯住了选定的人，走到没人的地方，把他一闷棍打昏，在他身上下个窃听器，这样就能获得他一段时间内性行为的可信情报。

除了结果可信，还使用了高科技，这会使追时髦的人满意。

但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过重时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会学家也必须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随便打人闷棍。

由此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实验室里的耗子，对他们必须尊重；一切研究必须在被研究者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银河所用的调查方法很值得赞美。

她主要是请别人谈谈自己的故事——当然，她自己也有些问题要问，但都是在对方叙述的空隙时附带式地提上一句。

假如某个问题会使对方难堪，她肯定不会问的。

这是因为，会使对方不好意思的问题，先会使她自己不好意思。

我总觉得她得到的材料会很可信，因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里，用一颗平常心来调查。

这种研究方式比学院式的装腔作势要有价值——马林诺夫斯基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序时，说过这个意思。

想当年，费孝通在江村做调查。

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的故乡；和乡民交谈很方便，用不着找个翻译；他可以在村里到处转，用不着村长陪着。

就这样，差不多是在随意的状态中，他搜集了一些资料，写成了自己的论文。

这论文得到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高的评价。

马氏以为，该论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摆什么学术架子——时隔很多年，中国的学者给这种研究方法起了个学术架子很足的名称，叫做本土社会学。

我觉得李银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会学的遗风。

与之相对的，大概也不能叫做外国社会学。

问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虽然是外国人的发明，但却确实是科学的方法。

使用这些方法时，必须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会学。

纵然这是不得已的，借助政府的力量强求老百姓合作总是不好，任何认真的社会学家都会心中有愧。

中国社会学家得到的研究结果和上面想要见到的总是那么吻合——这也许纯属偶合，但官样文章读起来实在乏味。

在调查个人敏感问题时，官方社会学会遇到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社会学又有所发展，必须有新的名称来表示这种发展。

比方说，美国性社会学家采用的那种苦苦逼问的方法，可以叫做拷问社会学。

再比方说，我们讨论过的那种把人打晕，给他装窃听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侦社会学。

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学就会带上纳粹的气味，它的调查方法，带有希姆莱的味道；它的研究结果，带有戈培尔的味道。

我以为这些味道并不好。

相比之下，李银河所用的方法虽然土些，倒没有这些坏处。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1期《方法》杂志。发表时题目为“谈谈方法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