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

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

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

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

对于这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

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

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

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

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

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

，此人叫做马寅初。

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

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

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

我和李银河从***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

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

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

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地惭愧和内疚。

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

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

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

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

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

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

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

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

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

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

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

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

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

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

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

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

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

第一种最困难。

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

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

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

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

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

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

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

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

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