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学理科的，最早学化学。

我学得不坏，老师讲的东西我都懂。

化学光懂了不成，还要做实验，做实验我就不行了。

用移液管移液体，别人都用橡皮球吸液体，我老用嘴去吸——我知道移液管不能用嘴吸，只是橡皮球经常找不着——吸别的还好，有一回我竟去吸浓氨水，好像吸到了陈年的老尿罐里，此后有半个月嗓子哑掉了。

做毕业论文时，我做个萃取实验，烧瓶里盛了一大瓶子氯仿，滚滚沸腾着，按说不该往外跑，但我的装置漏气，一会儿就漏个精光。

漏掉了我就去领新的，新的一会儿又漏光。

一个星期我漏掉了五大瓶氯仿，漏掉的起码有一小半被我吸了进去。

这种东西是种麻醉药，我吸进去的氯仿足以醉死十条大蟒。

说也奇怪，我居然站着不倒，只是有点迷糊。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把实验做了出来，证明我的化学课学得蛮好。

但是老师和同学一致认为我不适合干化学。

尤其是和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同学更是这样认为，他们也吸进了一些氯仿，远没我吸得多，却都抱怨说头晕。

他们还称我为实验室里的人民公敌。

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继续干化学，毒死我自己还不要紧，毒死同事就不好了。

我对这门科学一直恋恋不舍：学化学的女孩很多，有不少长得很漂亮。

后来我去学数学，在这方面我很有天分。

无论是数字运算，还是公式推导，我都像闪电一样快，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

人家都说，我做起数学题来像小日本一样疯狂：我们这一代人在银幕上见到的日本人很多，这些人总是头戴战斗帽，挺着刺刀不知死活地冲锋，别人说我做数学题时就是这么个模样。

学数学的女孩少，长得也一般。

但学这门科学我害不到别人，所以我也很喜欢。

有一回考试，我看看试题，觉得很容易，就像刮风一样做完了走人。

等分数出来，居然考了全班的最低分。

找到老师一问，原来那天的试题分为两部分，一半在试题纸的正面，我看到了，也做了。

还有一半在反面，我根本就没看见。

我赶紧看看这些没做的题，然后说：这些题目我都会做。

老师说，知道你会，但是没做也不能给分。

他还说什么“就是要整整你这屁股眼大掉了心的人”

。

这就是胡说八道了。

谁也不能大到了这个地步。

一门课学到了要挨整的程度，就不如不学。

我现在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数学家，更不是物理学家。

我靠写文章为生，与科技绝缘——只是有时弄弄计算机。

这个行当我会得不少，从最低等的汇编语言到最新潮的c++全会写，硬件知识也有一些。

但从我自己的利益来看，我还不如一点都不会，省得整夜不睡，鼓捣我的电脑，删东加西，最后把整个系统弄垮，手头又没有软件备份。

于是，在凌晨5点钟，我在朋友家门前踱来踱去，抽着烟。

早起的清洁工都以为我失恋了，这门里住着我失去的恋人，我在表演失魂落魄给她看。

其实不是的，电脑死掉了，我什么都干不了，更睡不着觉。

好容易等到天大亮了，我就冲进去，向他借软件来恢复系统——瞎扯了这么多，现在言归正传。

我要说的是：我和科学没有缘分，但是我爱科学，甚至比真正的科学家还要爱得多些。

正如罗素先生所说，近代以来，科学建立了一种理性的权威——这种权威和以往任何一种权威不同。

科学的道理不同于“夫子曰”

，也不同于红头文件。

科学家发表的结果，不需要凭借自己的身份来要人相信。

你可以拿一支笔，一张纸，或者备几件简单的实验器材，马上就可以验证别人的结论。

当然，这是一百年前的事。

验证最新的科学成果要麻烦得多，但是这种原则一点都没有改变。

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

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

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

你不敢。

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

在这种框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科学。

科学的美好，还在于它是种自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