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了一纸会议通知，上面写着：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艺的消闲娱乐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它涉及了三教九流、千家万户，更与道德风化、社会稳定有关，在这方面急需明晰坚定的引导，云云。

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去开这个会，但心里已经犯上了嘀咕。

去开这个会吧，我不赞成这样的议题；不去开吧，有些话很想说一说。

好在会期还远，可以临时再决定。

有一点必须声明，我是个天性悲观的人。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这张通知的故事没有讲对。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纯消闲的作品。

我自己既不写也不看，但觉得这现象是好的。

这说明在艺术这个领域里，已经有了一点宽松。

假如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悦于人，现在已经是许可的了，实在很好。

这一点宽松虽好，但也就是将够活命的。

假如对此加以坚定明晰的理论引导，恐怕就不够活命的了——作为一个作者，我就是这么看。

作者就如《雾都孤儿》里的小可怜，手里拿着一个木碗，碗里盛了一点薄粥（这粥就是我们得到的宽容），可怜巴巴地说：先生啊，再添一点！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自己不写纯消闲的作品，但我以为，假如连纯消闲的作品都不能容许，整个文学也就不存在，只能剩下一种神学的附庸。

近代文学就是从一些消闲文学（《坎特伯雷故事集》、《十日谈》）开始的，这并非偶然。

恰恰是此类文学，开辟出了神学以外的空间——这么扯就太远了，还是回来讲我的故事吧。

我恐怕上面的故事还太乐观，不大对题，也没有中国特色，于是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过去，有一位皇帝的宠臣，叫做刘罗锅子，以能坑人著称。

有一天，一位太监见到了刘罗锅子，开玩笑说：老刘，听说你谁都能坑害，我就是不明白，像我们这样在皇上面前当差的人，你还能坑到吗？

刘罗锅子说：行，没问题，你等着吧。

过了几天，刘和皇帝去后花园。

对于太监来说，很不幸的是：有一棵久已枯死的大树又发了新枝。

皇上问刘罗锅：爱卿，你看这是何征兆？

刘罗锅子这杀千刀的说：皇上，死树都发了新枝啦，您那三宫六院里，佳丽如云，能放心吗？

皇上大悟道：对呀！

于是传旨下去，所有的太监一律再挨一刀。

这故事的主旨是：已经是太监了，对于后宫的道德风化、社会稳定本无影响，怎么又要挨一刀？

有点没来由。

我觉得它还是不贴切，因为我看不出谁是刘罗锅子。

所以需要对它再更改如下：有一天，皇上在后花园里，看到一棵老树发了新枝，并未注意。

有一位觉悟高的太监踊跃上前，说道：启奏万岁，死树发新枝，此乃不祥之兆——我们坚决要求再挨一刀！

皇上答道：好吧，我批准了，去买几把劁猪的刀子，自己动手吧。

这故事现在是彻底对头了。

当然，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倒是可佩，但也不该自找着挨刀。

整个故事唯一使我欣慰的是:因为是悲观分子，我肯定不会是那个自找着挨刀的太监。

笔者行文至此，自觉得不够妥当：人家好心请你开会，还落了你的埋怨。

在此需要补充说：本文的感慨，主要还是对着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而发。

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这话好损啊，还“存焉”

呐！

这么刻薄干吗。

古人又云，存天理以灭人欲；又注道：要吃饭是天理，要美食是人欲。

这话也够歹毒的。

我还想问问，吃饭时就两根咸菜，算不算人欲？

古人又云：寡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好恶毒啊！

寡妇招你了吗？

说这话的全是文化人，所以，文化人是有毛病的。

我痛恨乱害人的人，更恨自己害自己的事。

所以，我绝不作中国的圣贤，而宁愿去作雾都孤儿，手捧着木碗，一遍又一遍地说:先生啊，再给一点吧。

最后顺便说一句，那个会的会期是下个月七号。

假如我真去开了会，才能知道到底要议些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