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起，我和李银河开始一项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男同性恋者，存在着同性恋社群和同性恋文化。

时隔五年，回顾这项研究，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发现之一，我把它叫做科学研究中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

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提出，和我们在研究中和研究后的一些遭遇有关。

花剌子模是一中亚古国，当地的习惯是这样的：假如一名信使给君王带来了好消息，就可以升官；假如他带来的是坏消息，就要被杀头。

所以将帅出征时，常把传送好消息的任务作为奖赏派给有功将士，把传递坏消息的任务作为惩罚派给有罪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做研究的人也像一个信使，我们从研究的对象那里获得信息，传递给公众。

中国存在着广大的同性恋人群，这本身不像是个好消息，虽然这发现本身意义重大。

因此我们在出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还因为发表文章吃了一个红头文件。

假如我们研究发展模式问题，或者民族团结问题，就会获得好评。

当然，作为研究者或者信使，我们以为，传递了一个坏消息不能说明我们很坏。

但是假如有人持有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就无法和他争辩。

在做这个研究时，我们对同性恋的成因很是关心。

当时对同性恋的成因尚无定论。

大体上有先天与后天两说，主张后天说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他强调恋母情结对同性恋形成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另一学派主张行为对同性恋成因的意义（男孩子玩娃娃）（贝尔）。

主张先天说的主要是一些医生。

现在看来，先天说取得了一些进展，有一些间接证据说明男同性恋者有母性遗传的基因缺陷。

假如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不是同性恋者，就会有更大的说服力。

他们那些人有一种倾向，希望证明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觉得这样自己比较无辜。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倾向于同性恋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样和我们的领域比较接近。

现在看来，研究者往往受私心的左右，难以做到价值中立。

这是不好的。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假如同性恋是自然现象，对同性恋者本人就有什么光彩之处，文化现象不一定坏，自然现象也不一定好。

但是我也很能理解同性恋者的苦心。

我的研究笔记上有大量的事例，证明男同性恋者有恋母情结。

有一位调查对象说，他到八岁了还在吃母亲的奶。

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母亲怎样在摇着缝纫机，他怎样走过去，钻到母亲怀里，她解开衣襟，喂他吃奶，一面继续摇机器，等等。

这些细节一般人不会记着的。

像这类的例子，有半数以上的同性恋者都有讲述。

就现象来说，非常显著。

因为我们很希望证明同性恋是后天的，所以这些例子对我们有很大的诱惑力。

不过也有些相反的例子：有几位同性恋者在三四十岁之前没有同性恋经历，一经尝试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可以想见，假如不是有先天的倾向，人是不会这样的。

我们在研究报告里对同性恋的成因取了一种折中态度，就是先天后天的原因都不能排除。

现在看来，假如同性恋者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也可以是恋母情结所致。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在研究中发现显著的现象容易，断定因果难。

恋母情结和同性恋显著地相关，但也不能断定它就是成因。

在社会学的专著中，假如有说某两件事相关，这是可信的。

假如有说某两事有因果关系，十中有九靠不住，这是一种经验之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