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

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

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

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

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作为驴子之友，我对爱马的人也有一种敬意。

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

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

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

只有一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

！

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骡子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

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

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二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

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

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

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

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

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

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

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

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

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

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

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

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

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

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

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

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

又问抽什么烟？

回答是不抽烟。

再问干什么？

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

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

这话梁任公19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

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

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

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

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

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