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街上的行人都打伞，见了黑烟过来，就把伞横过来挡挡，而临街的窗户都贴了米形纸条，好像本市在遭空袭。

这都是因为有人拆了消声器。

假如你逮住一个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消声器降低马力增加油耗，而且装上以后还是黑，还是吵，只不过稍好一点，实属不值。

当然，你还可以说，取下消声器，省了你的油，吵了大家，所以应该安上。

他则认为安上消声器，大家安静，却费了他的油，所以应当取下来。

归根到底，假如消声器能省油，谁也不会不安它。

如果说到了这儿，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这种破机器。

只有我不同意，因为这个王八蛋就是我。

所有街上跑的、家里安的柴油机，只要是黑烟滚滚，吼声如雷，就是我设计的，假如既不吵，也不黑，那就是进口的，而且售价达到了天文数字，具体数字是多少是国家机密，我们不该知道，而知道这些数字的人，又根本不知道是多少。

每个当了老大哥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品行，就拿我来说，有时候我就是我，有时候王二，他是一个随时随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岁的男人。

在后一种情况下，“我”

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小徐没有摩托车，必须有人接他去上班。

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么王二就去接他吧——这时根本就没有“我”

这种东西。

等到“我”

回来时，就会发现这样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毁了我的车——这种小摩托设计载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个就有八十公斤。

除此之外，他像个**者一样趴在我身上。

小徐这东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说你好。

这都是责任心过重带来的害处。

责任心过重常常使我大受伤害，每次部里有人失踪了，我都到处去找：去公安局，去医院，甚至低声下气去问保安（他们对我最不友好，摩托车在他们门前停片刻，车胎就会瘪）。

到处都找不到之后，坐在技术部里长吁短叹道：假如某某能回来，咱们就开party庆祝——我贡献一百美元。

同事们说：算了吧老大哥，这小子准是得了数盲症。

但我不爱听这话。

我从来不相信哪个某某会得数盲症。

结果他真的就得了数盲症。

每次发生了这种事，我都有被欺骗、遭遗弃的感觉，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给我拿救心丹来！

其实我根本不像表面上的那样天真。

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我认识的人发数盲的，多到我记不住。

这就是说，我完全知道谁会发数盲——我见过的太多了。

就以目前为例，我可以打赌，技术部有一个数盲，就是趴在我背上这个姓徐的。

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里面只有点底子，或者底子都没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应饮水，自己不带水就是想喝别人的）；头上戴顶二战时期飞行员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边上，拖着两截清鼻涕，长得尖嘴猴腮。

就是把他行将发数盲这一点撇去，也足够不讨人喜欢。

我不知道有谁喜欢他，不论是男人女人。

但是他现在没有发数盲，他是我的人。

他没有钱可以找我借，当然事后准不还；没水喝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

这就是说，我必须爱他，因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来过北戴河，这地方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葱茏，中间是一片马鞍形的地带，有海滩，海滩背后的山坡上树林里面是一些别墅——一些优雅的小房子。

现在海滩的情形是这样的：海滩背后没有了树，那些别墅还在那里，但都大大地变了样。

所有的门窗都不见了，换上了草帘子、包装箱上拆下的木板、瓦楞纸箱，里面住着施工队、保安员、小商小贩，总之，各种进城打工的人，门窗都被他们运回家去了。

他们在院子里用砖头垒起了一些类似猪圈的东西，那是他们的厕所。

烟囱里冒出漆黑的烟，因为烧着废轮胎。

海滩上一片乌黑，全被废油污染了。

海面上漂满了塑料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

废轮胎、废油、塑料袋我们大量地拥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断地往这里送。

简言之，海滩变成了一片黑烟和废油的沼泽地，如果山上很脏的话，这里就是个粪坑。

而小徐却偏愿意住在这里——这就是说，我不得不拐过来接他。

假如不是这样，我情愿永远不上这里来。

出于过去的职业训练，我见了丑陋的东西就难受。

技术部的房子在东山边上，三面环有走廊，这说明这座房子有年头了，过去是某位达官贵人的避暑别墅。

前几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见大海，现在在刮大风的日子里还可以看见，在其他的日子里只能看到一片黑烟。

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这些玻璃原来是无色的，现在变成了茶色。

这些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柴油机冒出的黑烟，现在这所房子顶上有一根铁管烟囱也在突突地冒这种黑烟。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间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机冷却水来供给暖气，照明则需要柴油机带动地下室里的发电机。

这个嘣嘣乱响的鬼东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