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贺先生的手还抓了两把，我也没看见。

贺先生死时的景象，我几乎都没看见，只看见他最后抽抽了两下。

这使我很没有面子。

所以看见李先生倒在地下，我大为兴奋。

虽然我拿不准他死了没有。

假如我知道李先生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过去，那么我肯定会去救他。

虽然我当时很瘦，但是“文革”

前的孩子重视体育，所以都有一把力气，李先生又不重，我把他扛走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我以为他有可能已经没救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该保护现场，等待警察。

既然我拿不准他死没死，还有第三种办法：我去喊几个人来，看看他死没死。

这个办法我最不乐意。

设想李先生已死，我又离开了现场，别人再撞上了，那时我再说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之人，谁还肯信？

就算信了，对我更不好，他们会说，王二叫死人吓跑了。

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不怕人家说我胆小了。

经过了插队，当工人，数十年的时间，所到之处人都说我胆子非常大，胆大心黑，色胆包天，胆大妄为等等。

偶尔有人说一句王二胆小，我也不觉得有什么。

可是在当时，我就怕人说我这个。

因此我采取了第四个办法，站在当地不动，看李先生是越抽越厉害还是越抽越硬邦。

假如是后者，我就嚷嚷起来。

假如是前者，我就过去扛他。

谁知他很快就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这叫我大失所望。

我转过身去，准备走了。

在李先生看来，那天早上的事就没这么轻松。

当时他从香港赶来参加“文化革命”

（后来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头天晚上刚到矿院，早上就来贴大字报。

谁知和别人起了争执，遭人一脚踢成了重伤，晕倒在地。

醒来一看，大出意料：原来没躺在医院里，也没人围着他。

踢他的人也不见了。

只有一个半桩孩子在一边看着，而且那孩子有姗姗离去之势。

所以他急忙叫我回去搀他一把。

李先生说，当时他伤处极疼，没人架一把一步也走不动。

而我却摇头晃脑，好半天才走过去，可把他急坏了。

所以等他能够上，就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再也不敢放，生怕我也跑了。

结果到了医院，我脖子上被箍出了一溜紫印。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肯再搀他回去，抽个冷子就跑掉了。

这下又苦了李先生，他根本不认识回去的路，花了几倍的工夫才回到了矿院。

对于这件事我还有些补充。当时我不认识李先生，不知他是矿院的人。假如认识，抢救的态度会积极一点。我也不知他是被人摆平的，还以为他是在抽羊角风。假如知道，抢救的态度也会积极一点。做了这两点辩护之后我也承认，当时我对死人特别有兴趣，对活人不感兴趣。李先生说，他对我当时的心情能够理解。有件事他不能理解，就是那一脚踢得委实厉害。只要再踢重一点，他就会变成我感兴趣的人。

李先生挨那一脚的事是这样的：六七年大家都想写些大字报贴出去，然后看见别人在自己写的东西面前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和我今天想发表作品的心情是一样的。

顶叫人愤怒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写了一夜，才贴出去就被人盖掉。

所以都在大字报上写着：保留五日，保留十日。

无奈根本没人给你保留。

那年头为这种事吵嘴、动手的事也不知有多少。

李先生的大字报正贴在司机班一伙冒失鬼好不容易诌出的大字报上，而且被本主当场逮到，叉住了脖子和他理论，和他又理论不清，因此照他裆下踢了一脚，人家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让人踢个正着。

当时我们院谁不知道司机班那伙人？

只有李先生不知道。

所以连挨揍的准备都没有。

这一脚踢出麻烦来了，眼见得李先生脸色也变了，眼珠子也翻了，软软地挂在人家手上。

人家也怕吃人命官司，赶紧把他放在地上跑掉了。

谁又能想到他还有救呢？

假如送他上医院，万一他又没救了呢？

现在我们院的人都在背后叫李先生**血肿，包括那些没结婚的小姑娘。她们说，李先生原是日本人，姓**，名血肿。这是不对的。李先生从未到过日本。他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挨了一脚后，十分气愤，就把医院的诊断书抄出来寻求公道，那诊断中有这样的字句：“**挫伤，**血肿。”他寻到的公道就是从此被叫作**血肿，一肿二十三年，至今还没消。

二

十几年后，我到当年李先生拿博士的学校里读书。李先生毕业后还在这儿任了两年教，所以不少人还记着他。人家对他的评价是：性情火爆，顽固到底，才华横溢。乍一听只觉得自己的英文出了问题：李先生性情火爆？他是最不火爆的呀！

李先生的才华横溢我倒是见过，那是在他被人**血肿了之后。他连篇累牍地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论证**血肿的问题。第一篇大字报开头是这样的：李某不幸，惨遭小人毒手，业已将经过及医院诊断，披露于大字报。怎知未获矿院君子同情，反遭物议；兄弟不得不再将**血肿之事，告白于诸君子云云。

这篇大字报的背景是这样的：他把医院的诊断书画成大字报贴出来，就有些道学的人在上面批：这种东西也贴出来，下流！无耻！至于他怎么挨了人踢，却没人理会。所以李先生在大字报里强调：李某人的**，并非先天血肿，而是被人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