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我后来的想法，即使到后来这对我也并不是一种安慰。它怎么能是一种安慰？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我比其他人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战胜这种命运。尽管如此，如果当时我能把自己融入同代人之中的话，那会对当时的我深有益处的。

第02节

当我还是候补官员时我就结了婚。葛特茹德和我是在滑雪棚中认识的。在假期结束时，其他人都回去后，她仍旧留了下来，一直呆到我出院，然后把我送了回去。她也是学法律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通过考试并一起成为候补官员。当她怀孕时，我们结了婚。

我没有向她提起汉娜的事。

我想，如果不是有义务，谁愿意听我来讲我以前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呢？

葛特茹德聪明、勤奋、忠实。

如果我们的生活是经营一座农庄，雇用许多男女奴工，生许多孩子，有许多活要干，没有时间给对方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充实幸福的。

但是，一个三口之家，女儿朱丽雅和两个候补官员，即葛特茹德和我，住在市郊的一处新建楼房的三居室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与葛特茹德在一起时，我一直无法停止把她和我的共同生活与我和汉娜的共同生活进行比较。

每当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有一种她不对劲的感觉，她接触和抚摸的地方不对，她的气味不对，滋味也不对。

我想，这种感觉会消失的，我希望这种感觉会消失，我想摆脱汉娜，但是，这种不对劲的感觉从未消失过。

当朱丽雅五岁时，我们离了婚，因为我们两人都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我们没有痛苦地离了婚，此后也忠诚地保持联系。

令我痛苦的是我们不能给予朱丽雅安全感，她很明显地希望有这种安全感。

当我和葛特茹德亲密无间、彼此之间都有好感时，朱丽雅在我们中间感到如鱼得水一样自由自在。

当她注意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时，就从我们的一方跑到另一方，向我们保证我们都很可爱，她爱我们。

她希望有个小弟弟，也高兴能有很多兄弟姐妹。

很长时间内，她没有明白离婚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去看她时，她要我留下来。

当她来看我时，要和葛特茹德一起来。

每当我离开她时，她都趴着窗户往外看，当我在她伤心目光的注视下上车时，我感到心已碎。

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给予她的不仅仅是她的一种愿望，而是她拥有这种愿望的权利。

当我们离婚时，我们就骗取了她的权利，我们共同做了这件事，但我们的罪责并没有因此减半。

我试图再建立一个较好的婚姻关系。

我承认，我要找的女人必须要有点像汉娜，像她那样接触和抚摸，其气味和滋味都必须有点像汉娜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共同生活才不会有不对劲的感觉。

而且，我跟她们讲我和汉娜的事。

我也在其他女人面前比在葛特茹德面前更多地讲述了我自己。

她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我在举止言谈中表现出来的令她们感到惊异的东西。

但是，那些女人不想听得太多。

我记得海伦，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当我讲述时，她默默无声抚摸我的后背，安慰我；我停止讲述时，她同样默默无声地继续抚摸我，安慰我。

葛西娜是位精神分析学家，她认为，我必须清理我与母亲的关系。

她问过我是否注意到我的母亲在我的故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

希尔克是位牙医，她翻来覆去地问我以前的事情，但是，随后就忘了我给她讲的一切。

这样一来，我就又什么都不讲了，因为人们所讲的，不过是人们自己所做的，既然是事实，那就不一定非讲木可。

第03节

当我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时，那位组织集中营问题研讨班的教授去世了。葛特茹德是在报纸的死亡讣告版上偶然看到这个消息的。葬礼在山地陵园举行。她问我是否想去参加。

我不想去。葬礼在星期四的下午举行，而我星期四和星期五上午都有考试。再者，那位教授和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近。我不喜欢参加葬礼。我不想再忆起那次审判。

但是，这已为时过晚，记忆已经被唤醒了。当我星期四考试归来时，就好像我必须去赴一个不允许错过的约会，一个与过去的约会。

我是乘坐有轨电车去的，平时我是不坐有轨电车的。

这已经是与过去的一种接触了，就好像又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一个改变了面貌的地方。

当汉娜在有轨电车公司上班时，有两节或三节车厢的有轨电车，车厢的两端有平台，平台旁边有踏板，如果电车已经启动，人们仍旧可以跳到踏板上，还有一条环绕整个车厢的绳子，售票员拉这根绳可以发出开车的信号。

夏天的时候，有轨电车敞着平台开，售票员买票，给票打眼，查票，报站，发开车信号，照顾拥挤在平台上的孩子，训斥那些跳上跳下的乘客，当车满员时阻止再上人。

有的售票员滑稽有趣，有的严肃，总绷着脸，有的粗鲁。

他们的性格和心情如何往往左右着车厢里的气氛。

我多么愚蠢，在那次乘车去施魏青根给汉娜一个惊喜的愿望落空之后，我就害怕把她当做售票员来等候，来经历。

我登上了一辆没有售票员的有轨电车去了山地陵园。那是一个较冷的秋日，天高云淡，太阳也不再温暖了，用眼睛望着它也不会被刺痛了。我用了好一会儿时间才找到了将在那里举行葬礼的墓地。我穿梭在高大无叶的树木与已有年头的墓碑之间，偶尔会遇见一位陵园的园工或一位手持浇花壶和修技剪刀的上了年纪的妇女。陵园非常安静，我从远处就听到了在那位教授的墓碑旁所唱的赞美诗。

我站在一边仔细地观察这小小的参加葬礼的人群。其中的一些人看上去明显地孤僻怪异。从介绍教授生平事迹和著作的悼词中可以听得出来，他自己逃避了社会的约束，从而脱离了与社会的联系，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变得孤僻起来。

我认出了当年参加研讨班的一位同学，他参加国家考试比我早，先当上了律师，后来又成了一家小酒店的老板。他是穿着一件红色的长大衣来的。葬礼结束后，当我往回向陵园的大门走去时，他走过来与我打招呼："我们一起参加了研讨班，你不记得了吗？"

"记得。"我们握了手。

"我总是在周三去法庭，有时我开车带你去，"他笑着说，"你每天都在场，每天，每周都在。现在你说说为什么？"他同情地、期待地望着我。这使我想起，他的这种目光在研讨班时我就注意到了。

"我对法庭审理特别感兴趣。"

"你对法庭审理特别感兴趣？"

他又笑了，"是对法庭还是对那位你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的被告人？

就是看上去还蛮不错的那位？

我们大家心里都在嘀咕，你与她是什么关系，但是没人敢问你。